众所周知，万玛才旦是一位作者型导演，也是一名藏族导演。
作者电影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法国新浪潮时期，意在把故事用电影的方式，电影的思维来处理。文字和影像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改编时就要注意，有一个电影思维的呈现。
万玛才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用摄像机来进行大银幕“写作”的人，他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也是一名合格的电影导演。
令人艳羡的是，万玛才旦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中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他的电影有着难以言说的孤独感，黑白的影像风格，时常将魔幻现实与梦境交汇。
自古以来，藏地一直和神秘、辽阔、壮美这些词汇紧密相连，导演万玛才旦用镜头语言架起桥梁，将厚重的藏地文化，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展现出来，让我们这些习惯内地生活的人去了解，真正的藏地人民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状态到底有着怎样的面貌。
无论是以往的作品，还是这部电影，万玛才旦从来不着力展现藏地的独特风光，也没有传递藏地文学的“史诗感”。他的镜头下，始终是一个个与我们一样的痛苦、挣扎、诱惑、孤独以及爱恨交织，在人性边缘回荡的普通人。
他是一位一直在叙述小人小事的导演，力求用镜头记录下小人物的命运，故事没有那么曲折，但看了依旧是感动，被小人物那股鲜活、坚忍的精气神牵引又备受鼓舞。
新作《气球》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讲述了卓嘎一家因一次意外而陷入两难的境地，面临灵魂与现实的痛苦抉择的故事。故事的灵感来源于秋冬交替的一个夜晚，万玛才旦突然在风中看到一个红色的气球在飘。
被这个意象吸引的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电影意象，于是有了剧本，改编成了小说，后来又拍了电影。这部电影以现实为主，传达了当下藏族人民的生存和状态，同时也涉及一些超现实的部分。
无论是从影视表达还是文字表达上，《气球》都跟其他几部不太相同，减少了魔幻感，增添了当下扎扎实实的生活。随着镜头，我们会看到藏族的阿爸阿妈，青年男女一张张模糊的面庞，逐渐清晰。
手持跟拍的长镜头，展现出了电影中每个人物都处于一个焦躁的不安的状态当中，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琢磨透彻，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极具渲染力。
一部电影跟生死有关的东西，精神层面的东西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女主角卓嘎的觉醒模模糊糊、懵懵懂懂，身处藏族底层的女性，被信仰牵绊，承担着太多的苦难和压力。但彻底的觉醒，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撑，比如经济方面，自我层面的一个独立思考。
鲁迅先生就曾说过，娜拉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这些恰恰是女主人公卓嘎所不具备的，她遇事首要找的是镇上的女医生和出家的尼姑妹妹，之所以想要堕胎也是因为经济承受不住。
女人退无可退，如灭灯般掐掉情思与期待。两位女演员的肢体语言都丰富到位，她们不需要开口说台词，不需要强调戏剧冲突，身形与影子，神态与动作，仿佛就在诉说她们的人生故事。
而这两个女人的故事，是全片的要领。女主卓嘎身上有着基耶斯洛夫斯基《十诫》一般的道德两难，在宗教和世俗的双重压迫下，做不可能的选择。气球是对生育和男女之事的绝妙隐喻，是避孕套，也是子宫，孩子看作玩具，大人为之争斗，又不敢点破。
迫于政策压力和经济负担的考虑，实在不想生第四个孩子的卓嘎，陷入了挣扎，当她把堕胎这个想法告诉丈夫时，得到的是一巴掌和一句妖女的回应。
这时，才猛然惊觉，原来电影前半段所谓的美好生活，像极了达杰戳破的那个“白气球”，顺利过渡出来所呈现的微妙、讽刺，从电影开始就在蓄力，一步步地膨胀叙事的张力。
直到此时，卓嘎作为整个冲突聚焦的焦点，整部电影的灵魂人物，才开始慢慢展现。而此前的她几乎是隐形的，这种拍摄手法、剪辑技巧真实地展示了藏族底层女性的境遇。
即她的子宫，虽然在自己身上，却被政策、宗教、血缘亲情掌控。
她出现的次数很少，在一直以来的沉默中，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体的不自主和命运的无奈。
即便是某种现代意识的萌发，受信仰佛教的现实压抑，女主角卓嘎的选择万分艰难。
好在最后的结尾，万玛才旦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像当年他在北京看到的那支气球一样，让电影的结局和气球都飘荡在空中。
生死不过红白二事，从开始的白气球到结束的红气球，轮回路上的人，人生路上的选择，灵魂还是现实，残酷而血淋淋。气球这一轻盈的元素，承载了关于生命、女性命运这样的重担，轻盈的灵魂承载了肉体的重担，可能有一天，宗教、世俗的压迫，最终也挡不住灵魂追逐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