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大院里的少年马小军，用父母的避孕套当气球玩，这导致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弟弟。姜文用这部处女作启蒙了无数少男少女的懵懂少年。
26年后，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新电影《气球》中出现了类似的场景。这只是一部文学电影。姜文致敬的是青春，而万玛才旦谈论“性”、“自由”和“信仰”。
在一次独家采访中，万玛才旦提到《气球》的灵感来自于年的一天，当他在中关村的大街上遇见漂浮在半空中的红气球，由红色到白色，由气球到避孕套，短暂的几秒钟之内，万玛才旦就抓住了这样一个意图并将其与藏地缔结关联，分别创作成了剧本和小说。一直到年，这部片子才得到了拍摄机会。
这部历时8年、历经波折呈现给观众的小说《气球》于年上映，是万玛才旦的第七部作品，与之前从藏人视角拍摄的《静静的嘛呢石》《太阳总在左边》《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优秀视频作品相比，《气球》被公认为万玛才旦最成熟的作品
整部电影采用手持拍摄，以原创的手法描绘了藏族的家庭形象，以原创的品味展现了藏地的人文风情。最有意思的是，影片以女性为中心，深入探讨了灵魂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深刻反思和探讨了藏族女性的“性尴尬”和“生育困境”，回味无穷。
电影《气球》围绕一系列家庭故事展开，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达杰一家因为一只普通的避孕套卷入的一系列笑泪交织的家庭故事展开。在激烈的矛盾碰撞中，一部藏地女人的荒唐生育史昭然若揭，给女性的生存、情欲，以至普通人的信仰，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20世纪90年代，一位名叫卓嘎的妇女来到青海藏区的一家小诊所看病
男医生问她怎么了，她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回避道：“不方便告诉，,是女人的病。”
直到女医生回来，卓嘎陪她走到另一个角落，悄悄吐露她要做结扎手术。原因是卓嘎家族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当时藏西部正在实行计划生育。根据当地政策，如果卓嘎再有一个孩子，将被罚款。
可难以启齿的是，卓嘎的丈夫达杰又是个生理欲望强烈的藏汉。医生含蓄地暗示：“我没给你发‘那个’吗？”卓嘎害羞地告诉医生，它已经用完了。女医生忍不住调侃：“你家那位是羊吗？送这么多还不够？”卓嘎不禁害羞地笑了笑，看上去满脸通红。医生告诉卓嘎先回家，等手术通知。临走时，他偷偷把最后一个避孕套塞给卓嘎，告诉她她以备不时之需。
藏市民被“避孕套”带出的故事，揭示了传统信仰下的“性尴尬”
万玛才旦用这短短的几分钟，生动地勾勒出藏族女性对“性”的保守与克制的态度，也暗示了藏区大环境的闭塞与落后。
在电影开始时，卓嘎和她丈夫仅有的两个避孕套被他们最小的两个儿子用作气球来玩。达杰看到后感到非常惭愧，一气之下把两个气球都爆了。但是老人不知道避孕套是什么，反而问他的儿子为什么弄坏他孙子的玩具，这让达杰很沮丧。
面对没有避孕套保护的性生活，卓嘎只能忍辱负重，去当地的保健中心向医生要避孕套。然而最后得到的避孕套，又一次被调皮的儿子当成了气球，偷偷换成了哨子。
孩子的无知，终于让大人“买单”。最后，在一次性交后，卓嘎意外地怀上了她的第四个孩子。卓嘎想引产，因为他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不幸的是，这个家庭的父亲，达杰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了。自古以来，藏就相信轮回理论。巧合的是，经过当地上师的测算，卓玛肚子里的孩子，正是爷爷的转世。
从那以后，卓嘎陷入了传统信仰和生育自由之间的选择。但在实际意义上，卓嘎别无选择。
万玛才旦在他的电影中多次使用饲养绵羊和母羊的象征性形象，暗示了藏族妇女的实际社会地位
电影一开始，达杰从羊圈里拉出一只很久没有生小羊的母羊，准备卖给大儿子交学费。卓嘎提到“这只母羊挺老实的”，而达杰则严厉地说“不生小羊有什么用？”。达杰的话暗示着，在藏地区的文化中，人们更注重母性的生育，而不是个体自身的社会价值。
与将要出售的母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杰从一个朋友家借了一只健壮的种羊。影片通过极具攻击性的配种羊冲进母羊的特写镜头，从侧面暗示了母亲在男权世界中的软弱和被动。
“以爱之名”的道德束缚背后，是女性“失语”的悲哀
自从卓嘎的孩子被古鲁判定为他祖父的转世，整个家庭，从丈夫到儿子，都热切地期待着这个孩子的出生。只有卓玛在难过的时候，她的担忧，远远压倒了生孩子的喜悦。目前家里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还在上大学。生孩子意味着家里要交巨额罚款。况且实际经济情况根本不允许他们抚养第四个孩子。
晚上，卓嘎试探性地向丈夫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达杰听了非常生气：“你这个巫婆，如果你的父母在你的肚子里转世，你会这么说吗？”“如果你这么想，你会得到报应的。”激动之下，达杰给了卓嘎一记响亮的耳光。
无奈之下，卓嘎泪流满面：“有时候，上师也会犯错。古鲁错了怎么办？”
卓嘎的问话震耳欲聋，但没有人能回答她。
在影片中，通过卓嘎看着水中的倒影深思的一幕，她内心的痛苦被外化，不断波动的水面就像她挣扎的心。在万玛才旦镜头下，这种将虚拟现实和幻觉与现实相结合的拍摄手法，使得主人公的真实感受极具感染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万玛才旦创造了卓嘎，艰难的生育状况的同时，他也给卓玛添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线——情感困境。
从电影的片段描述中不难知道，卓玛是卓嘎的妹妹，曾经和担任藏文教师的前任男友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但他们因为误会而分手，卓玛从此削发为尼。通过再次相遇时男朋友送给卓玛的小说《气球》，我们可以猜测卓玛是因为男朋友而怀孕流产的，最终因为愧疚而选择出家。
卓嘎和卓玛，两姐妹是被困在感情和婚姻中的不幸女性。但更悲惨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让他们患同样的病，而是互相压迫。
在电影中，卓玛的老情人曾经来到门口，想澄清与卓玛分手的秘密，但她的妹妹卓嘎主动把男人送的书扔进壁炉，拒绝让她妹妹发现真相。她谈着不让姐姐重蹈覆辙，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让姐姐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妹妹卓玛更像是严酷宗教的代表。她看着姐姐忍受着家人的“敌意”，绝望地从手术台上被拖回家，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反而劝姐姐以宗教的名义积德行善，留下肚子里的孩子。
无论是对卓嘎还是卓玛，来说，女性软弱的观念已经深深地印在她们的意识中，这表现为有意或无意的外在行为。这种对女性的压迫，加上宗法和神权政治，导致了藏族女性的集体失语藏市民被“避孕套”带出的故事，揭示了传统信仰下的“性尴尬”
每个人都强迫卓嘎生下一个孩子。说到底是因为孩子被认成爷爷转世。根据藏人民的信仰，死去的亲人将会转世投胎。如果他们出生在原生家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电影中，卓嘎的长子江洋，从出生那天起就被认为是他祖母的转世，只是因为他的背上有和他祖母一样的痣。因此，江洋从小就受到家人的喜爱和期待，但与此同时，这种信念的力量也成了江洋的沉重负担
每个人都认为江洋的灵魂是奶奶，这就注定了承载着另一个灵魂的江洋，要有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格。
借助江洋之梦，影片将他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外化。在江洋的梦里，他背上的痣用纸片贴着。把纸撕开后，他试图跟随他两个弟弟的脚步。在江洋的潜意识深处，他期望的是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成为真正的自己。
同时，江洋梦难道不是对轮回理论的质疑和追问吗？
在整部电影中，卓嘎是藏区为数不多的觉醒女性之一。她不愿意成为宗教和父权制下的生育机器，用行动从灵魂深处呐喊。而达杰则代表了那些享受藏人传统信仰的父权制的人。他对妻子的爱和对家庭的责任都不能动摇他的意志。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达杰在拒绝卓嘎打掉孩子并扇她耳光的第二天，一直试图向妻子道歉。他站在门口，看着挂在栅栏上的白色塑料袋，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迷茫。但这短暂的同情和困惑只持续了三秒钟。不久之后，他带着儿子把泪流满面的妻子从手术台上打了下来
在电影的结尾，卓嘎跟着她的姐姐去修道院静修。临走前，卓嘎若有所思地问妹妹：“难道一个女人只有当修女才能没有那么多顾虑吗？”
卓嘎的引产手术成功了吗？她最后会生孩子还是出家？导演没有直接回答。万玛才旦在采访中说，并解释说：
“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最终做出任何决定都是合理的，也是令人遗憾的。和她一样，我也经常左右为难，没人能给我答案。”在电影的最后，达杰从县城为他的两个儿子买了两个红色的大气球。当两个孩子在玩的时候，一个气球爆炸了，另一个飘到了空中。
如果说影片开头出现的白色套套暗含着“克制”和“阻隔”，那么影片结尾出现的两个“巴隆胭脂”更像是一种“自由”。同时，白色象征死亡，红色代表生命。这个白色和红色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另一个概念的重生？
在信仰与自由、传统与现代、死亡与重生的对抗中，这片土地上的这些人正在经历信仰的崩溃和重建，我们有理由相信：
生活还在继续，但所有的改变正在悄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