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是很多导演喜欢的意象。多年前，我对着电影史上的片单“按图索骥”找到一部《红气球》，年的法国短片，朦朦胧胧的画质散发出强烈的年代感和古早味。导演叫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片中唯一的主角小男孩帕斯卡由他的儿子出演。
电影的故事很简单：小男孩在放学路上遇见了一只红气球，他把红气球当作伙伴，走到哪里都带着。而红气球好像也通灵性，不用男孩子牵着也会跟着后面形影不离。这一对传奇的朋友遭到家长漠视、教师责难，更是引起了一群顽童的嫉妒和围攻。最终，红气球被蜂拥而至的熊孩子打破，萎缩成毫无生气的一层皮。
电影使用了反差的手法。巴黎阴郁的苍穹下，鲜艳灵动的红气球显得格外“出挑”。男孩子无聊寂寞的路途有了气球的相伴，才变得阳光明媚有滋有味起来。带入剧情的观众很容易跟着男主角帕斯卡的情绪心潮起伏，甚至勾起失落已久的回忆，他的孤独、欣喜、期待、惆怅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孩童时代都经历过的“童话”吗？
我想，拉摩里斯一定是个童心未泯的大男孩。他把简简单单的气球处理的那么纯粹、那么具有诗意，即便是红气球失去“生命”后，也不会以悲剧作结。很快，巴黎千千万万个气球都飞到了帕斯卡身边，带着他飞上天空。轻盈的梦想和美好的愿望触动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也为后来《飞屋环游记》等一众影片提供了灵感。
最直接把这个灵感拿来用的是台湾导演侯孝贤，五十年后的年他在为法国奥赛美术馆筹拍电影的时候，想起了那部久远的《红气球》。在侯孝贤看来，《红气球》不但经典、知名，更重要的是能够跨过年代、文化的隔阂，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讲成一个全新的故事。
当然，首先要致敬。影片《红气球之旅》开场的时候，很容易让人以为是拉摩里斯那部作品的续集。同样鲜艳的红气球，同样在街道、车站、人群中飘荡，同样孤独的男孩子，不过这一次男孩没有牵着气球，气球只是在窗外、在墙上、在画上，若即若离地与人世间相互凝望着。
同时，侯孝贤的长片还给出了更多的细节，小男孩的父亲长期缺位，母亲一个人既要忙事业又要顾家庭，用主演朱丽叶·比诺什的话讲就是“不管生活有多么混乱都得打起精神的女人”。这样的家庭构成难免顾此失彼，所以比诺什饰演的母亲请来一位中国留学生宋方帮忙。
这位女留学生也很有意思，她与小男孩及母亲朝夕相处，但并没有把自己当“局内人”。宋方和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拿着摄像机，拍摄男孩子走路的孤单、玩游戏的兴奋，拍摄生活的零碎，还拍摄她所看到的红气球。据说，这是在完成一部电影的习作。
剧作者朱天文说：“红气球，一方面它像是宋方的眼光，一个来自远方的眼光，她怎么看今天的巴黎。另一方面，它也像是宋方的异想世界。这个异想世界，是她与小男孩西蒙所共有的。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小孩的眼睛看得见红气球，成人看不见。”透过镜头，侯孝贤的致敬、宋方的观看和男孩子的幻想重叠起来。在现实主义的侯孝贤那里，红气球不可能有那么奇幻的存在，它更像是我们心境的影子，对异域的想象、对童年的追忆、对当下半是蜜糖半是伤的感触，若有若无，似真似幻，你体会到了，便看见了。
《热气球旅行家》里的气球还要再写实一点，它出现在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广场上，硕大、壮美，引人惊呼，令人仰望。影片背后是科学史上的真实故事，年，探险家JamesGlaisher和气象学家HenryCoxwell登上热气球，升往高空进行科学探测，最后他们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海拔米，为高歌猛进的工业时代增添了新的纪录。
用“假传记、真冒险”来概括这部《热气球旅行家》可能更加贴切。在分钟的时间里，导演集中展现了电影工业化的最新成果，通过夸张的视觉音效把原本平平无奇的一次科学实验变成了扣人心弦的探险历程。出品方亚马逊公司声称要再现人类高光时刻，“突破人类极限”“你选择参与其中，才能改变世界”之类的语言多次出现在海报宣传和影片台词中间。而具有探险、科技双重属性的热气球就成了承载过往荣光和当下猎奇的工具。
作为工具的气球也出现在另一部同名德国电影里。这一次，气球不是担负扣问苍天、突破极限的使命，而是托举着飞跃藩篱、追求自由的理想。
年，身在东德的冈特和彼得，用超过两年的时间秘密制造了热气球，载着家人实现了一场“惊天大逃亡”，最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他们向往的“另一边”。导演把气球的自由属性放大拔高作为全片的主旨，他眼里的气球世界，没有国境线，也没有预设的航道，可以随风飘荡、自由来往。
飞升的豪情、自由的梦想、童年的记忆、人世的关照，气球在电影里七十二变，幻化为复杂的指代和朦胧的寓意。
十几年前，还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万玛才旦走在中关村的街上，看见一只红气球在风中飘。那个意象一下抓住了他，让他想起拉摩里斯的《红气球》、侯孝贤的《红气球之旅》，还联想到一些发生在藏地的事情，心里便有了故事的雏形。
万玛才旦的气球带有电影史上的经典印记，也浸透着中国藏地文化的独特味道，无论故事怎么编、喻体如何变，他都是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着力用电影和文学追寻藏族文化如何发展存续的问题。
比起《红气球》里的诗意浪漫，这次气球的出场有些尴尬搞笑。父亲和爷爷在放羊，两个孩子拿着“气球”在草原上嬉戏。父亲瞪大眼睛问儿子：“这玩意儿哪来的？”
父亲达杰知道那不是气球，而是夫妻间用的避孕套，但是达杰不能明说，这是他们文化的禁忌。
另一方面，达杰一家又对生命繁衍深深着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借来优质的种羊，让他的母羊多下仔，让羊群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可是，种羊借来不久，祖父就突然故去了，上师透露祖父会转世回到家里，这时候达杰妻子卓嘎恰好怀上了第四个孩子，达杰为着神奇的预言而欣喜，卓嘎则为着生活的捉襟见肘而忧虑，在现实和信仰之间一家人陷入了困境。
片中的气球显然包含催动生命繁衍的寓意，同时又带有现代文明控制生命的指涉。这个控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是基于利益算计的文化和观念上的。县医院的女医生周措开导卓嘎：“你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再生一个干吗？咱们藏族妇女又不是天生就为了给男人生孩子才来到这个世上的。你看我现在就一个孩子，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除了自己轻松，拿到补贴，孩子还能受到好的教育。”
电影里的另一条线索看上去与气球和生育没有太大的关系。卓嘎的妹妹卓玛因为感情受挫到庙里当了尼姑，在接侄子回家的途中邂逅了曾经的恋人，恋人送给她自己写的一本书《气球》。
负心汉的小说《气球》和避孕套“气球”同样成为了家族的禁忌。大家明明知道是抹不去的印记，但就是不愿意接纳和承认。这时候，气球的意象已经跳出了单纯对生育传统的探讨，具有了更加普世的意义。
影片的结尾，孩子们终于得到了心心念念的红气球，结果一只炸了，一只飘上了天空。这样的结局与拉摩里斯和侯孝贤的作品有几分相似。所不同的是，万玛才旦的气球完全没了生命的灵性，成了类似偈子真言的符号，大家只有对它单方面的仰望。或许，卓嘎、卓玛、达杰都在仰望中若有所悟豁然开朗，科学与神秘、传统与现代、尘世与超越之间不过是人为划下的楚河汉界，万物原本圆融齐一，如同开头的避孕套和片尾的红气球，并没有什么不同。